1987年的8月8日，对于崇尚数字吉祥的温州人来说，这是个好日子。但就在这一天，作为省会城市的杭州，却将温州鞋和温州的声誉，烙刻在一根耻辱柱上。

    在杭州市中心的武林广场，5000多双产自温州的劣质皮鞋，被熊熊大火吞噬。当杭州人报以掌声的时候，温州人低下了头。

    这次烧鞋事件，给刚刚步入市场经济轨道的幼稚的温州制鞋企业，上了刻骨铭心的一课，同时也给温州鞋带来了巨大的伤害和打击。

    但温州人没有被烧趴下，温州制鞋企业也没有在这把大火中化成灰烬。当然，他们更没有理由怨天尤人，而只能为自己的行为承担后果，继而谋划涅槃重生，开始以后更加漫长的创业之路。

    这是一次以巨大代价为成本的警告，温州人在创业初期，为自己的行为交出一笔昂贵的学费。

    第一把火：耻辱的警示

    温州人做鞋已经有2000年的历史，作为传统产业，有其不可替代的产业链优势。自改革开放起，温州人拾起了祖业。上世纪80年代，温州鞋成了温州人和温州经济阶段性的代名词。在武林门烧鞋事件之前，温州鞋企已经发展到了6000余家。

    回想当年的做鞋情景，康奈集团董事长郑秀康回忆：“一把剪刀，一把锤子，一个煤球炉，就可以做皮鞋。”这样简易的流程，使温州一时间里大大小小的皮鞋作坊、小厂纷纷冒现在街头巷尾。而已经无处不在的温州供销大军，则将温州鞋运往各个城市。款式新颖的温州鞋，很快得到了消费者的青睐，温州鞋因此大行其道。此时，一些技术落后、工艺水平低下的企业，试图在邪道上一夜暴富，假冒伪劣的温州鞋，因此大量进入市场。那一年，杭州相关部门检查市场上鞋子的质量，发现了18种鞋子的底板帮头是纸壳做的，其中16种鞋由温州出产。温州鞋的“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”，使得最初的价格优势，很快被假冒伪劣所掩盖，人们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这种短命鞋称为了“星期鞋”、“晨昏鞋”。温州，也与“造假”并称而扬名国内。杭州人的忍无可忍，代表的是消费群体的普遍怨愤，这把火，便只能用“大快人心”来形容。

    武林门这把火，竟然引发了全国性的“火烧温州鞋”连锁反应，多地群起效仿，甚至连带成了不诚信的代名词。人们拒绝温州鞋，甚至捎带不要温州货。

    在大火之后，温州鞋业陷入迷茫之中。有些鞋厂的老板得出“宁可盗名，不可欺世”的“经验”，当初的见证者回忆这段历史说，当时温州的鞋厂纷纷隐姓埋名，再也不敢打“温州制造”的字样，转而与上海、广州、深圳的许多小鞋厂或乡镇鞋厂搞起“挂牌联营”，花钱租用人家的厂名和牌子，所谓“穿自己的鞋，走别人的路”。但这种假联营并不能真正解决温州鞋的“存活”，一方面是有关部门的严厉打击，再者是假联营的厂家之间，经常会发生矛盾与经济纠纷。

    在这些风风雨雨的历练之后，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：温州鞋走出去，应当重拾信心，创立自己的品牌，让一切从头再来。

    第二把火：复苏的见证

    就在一些温州鞋厂挖空心思搞假联营的时候，一批更有胆魄和见地的老板，正在卧薪尝胆，下定决心一手抓质量，一手创品牌，打出“温州制造”的名声来。

    回顾温州鞋业大事记，有几个事件不能被遗忘：

    在武林门火烧温州鞋之后的1988年6月，中国皮鞋行业第一个行业协会“温州市鹿城鞋业协会”宣告成立。在授牌仪式上，协会联合370多位鞋厂厂长发出倡议：“凡我鞋业同仁，都要以鞋城声誉为重，讲究皮鞋质量，不赚昧心钱。”1989年，鹿城区成立鞋业质量整顿领导小组，开始对鞋业进行全面清理整顿。

    在这些事件中，还有一批温州鞋的制造者，做着消除温州鞋留给人们心理阴影的努力。1989年初，奥康集团的王振滔在武汉租用国营商场柜台，卖自己公司生产的皮鞋，开创中国“引厂进店”销售新模式；

    1990年，郑秀康用120万元买了温州制鞋史上的第一条绷帮流水线，为温州机械化制鞋开了先河；

    1991年，温州市委、市政府提出“质量立市”的发展战略；

    1993年，温州市委、市政府提出“二次创业”，并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即“358质量工程”：从1993年开始，用3年时间，使温州主要产品质量达到省内先进水平；用5年时间，达到国内先进水平；用8年时间，达到或接近国际水平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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